经济学需要颠覆性的反思和创新：经济科学应该重新明确创造国民财富的关键是资源整合
——关于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不同观点
中国光彩集团副总裁、
京中智库领袖联盟首席专家
徐群贵研究员
【内容提要】杨小凯以否定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尤其是批评林毅夫关于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强调指出中国发展的“后发劣势”后遗症，因此在全球的经济学界风靡一时。我不赞成杨小凯的观点，只不过我要在“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两者共同的，更加基础性的经济学基本问题上，寻找探索发现的大方向。我认为劳动包括管理、科技包括研发、市场包括货币、国家计划与企业战略等等，核心竞争力都是怎么样最好的进行资源配置？先进生产力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打破了原来的国家、社会、企业进行资源整合的瓶颈，先进的制度设计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更好的激励人们的发明创造和创业就业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及其崭新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和创造力，为造物主和人类、动植物、自然环境系统提供更好的“非自然而然产品”或者说财富。正是如此，我倾向于经济学的逻辑推演侧重于跟着物理学走，而现在已经是过分的倾向于模仿数学的逻辑推演，这就容易脱离社会经济实践。
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经济学归根到底还是说“民主宪政制度对于国家资源整合的作用力，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资源配置能力，远远地大于官本位体制的资源整合能力”，并没有在民主宪政与分工、市场、交易费用之间建立因果关系链条，这也是哈耶克已经全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都没有能够解答的问题。林毅夫的发展经济学说法，突出政府的资源配置作用力，也是在以资源整合作为核心竞争力，只不过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彼此是否你死我活？两者之间的此起彼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转换临界点，究竟是什么样的动态区间呢？林毅夫和杨小凯都是在这个圈子里打转转，并没有超越“资源整合”的范围。
正是如此的实践性，经济学被人们的偏重于要求“经济学拥有实用性”，以至于经济学经常被批评没有正确的指导经济活动，甚至于无法准确预测国民经济大趋势，更不能对于异军突起的新兴产业进行准确的识别和未来路径判断，尤其是不能给予企业转型升级的努力做出来行之有效的引导。一句话，管理科学把经济学踢到了边缘化的状态。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我认为管理科学是一种综合性的应用科学，就像应用数学一样，需要基础科学的支撑，例如需要经济学和技术、金融、数学、心理学等等基础性支持。只不过在这里有一种司空见惯的遗忘，那就是你知道有应用数学，为什么没有应用物理学呢？原因是物理学与数学虽然都有“理论假设”，可是相应的“假设”具有不同的属性，以至于物理学与数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物理学依赖于科学实验，数学不需要这种依赖性，数学依赖于逻辑推演。经济学长期以来追随数学那种逻辑推演，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果在最近五十多年都是过分的依赖于数学模型，依赖于数学推导，忽视了数学模型本身的局限性太大，忽视了经济学更像是物理学那样必须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实践。所以，我认为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需要突破亚当斯密的局限性，突破杨小凯力图回归亚当斯密而矫枉过正西方经济学的误区，分工、市场、交易费用都需要企业作为前提条件，没有企业的时代，那些分工对于市场的影响力远远不如政府特权对于市场的影响力，相应的“交易费用”也是“市场”很难决定的，反而是官府特权很容易决定的。甚至于这种情况下的“市场” ，都是“官场”的附庸，都没有独立自主的生存权利和生命力，可以被官府强制性的进入计划经济体制，或者进入军事化的强盗逻辑，以及土匪抢劫的掠夺模式。
徐群贵说杨小凯的经济学优势与缺陷并重：第一，超边际分析的可操作性，不是进行边际分析那样的一种数学模型，而是整个运筹学、博弈论和数理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相结合探索发现领域，非常的宽泛，很难把握的比较好，最佳状态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研究课题，难以就像边际分析那样的简单易学、易行。
第二，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致命伤，就是故意要全盘否定“看得见的手”，就像哈耶克以及整个奥地利经济学派硬生生的要说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自然而然产物一样，是一种错误的认定。历史上的事实是古希腊、古罗马没有在自然而然当中形成现在所说的自由市场经济，反而是在荷兰第一个发育出来这种自由市场经济，并且伴随着清教徒的传播，进入了英国，与《英国大宪章》以来形成的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相结合，一步步通过海洋贸易走向世界，同时诞生了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探索发现。其中，股票、银行、契约之类的荷兰人那些商会、行业协会组织等等，都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合作经济聚沙成塔”的投资发展理念在进行“资源整合”，并非是单行线的“分工”，反而是更多的要“协作”形成抱团取暖，是一种民间社团、公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酝酿产生了“看得见的手”，在蓄意塑造市场交易那种“看不见的手”，让“先天不足的古希腊海上贸易市场”能够在荷兰超越了古希腊、古罗马等等先前那些“自然而然出现的市场经济”，明摆着的属于人类文明的一种自觉性，只不过并非是“国家暴力官府”那种强制性垄断属性的“看得见的手”罢了。所以，徐群贵研究员认为在杨小凯的理论中最大的错误就是认定：社会生产不再是“资源配置”，而是人类个体的真实决策；企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社会分工的核心，还是新生活理念的倡导者。并且，这个由私营企业主导的分工网络，没有给“看得见的手”留下任何位置。徐群贵认为这种全盘否定“公民社会”、“商业化社团组织”的塑造市场经济那种积极作用，片面性的把企业家个人决策认定成为惟一的决定性因素，是杨小凯以及整个经济学流派在米塞斯以后最大的误区。
这就是中国人开创的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学流派——由“斯密-科斯-杨小凯”框架搭建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一开始就因为对于苏联模式的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垄断性计划经济体制的仇恨，太过分的走弯路了，偏激了。当时全世界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一直呼吁“改善企业家的处境”，而杨小凯认为，企业家可以通过网络化分工，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处境，甚至实现企业自治。他生前没有看到互联网行业的兴盛，他的理论却被多年后的经济现实所验证。2013年，在纪念杨小凯的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中国杭州市阿里巴巴集团的梁春晓表示，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哪种理论能够清晰地说明互联网的内部规律，直到他读到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一个通宵全部读完，后来又读过若干遍。突然开始有答案了。”梁春晓这样描述当时的惊喜：“商业模式归根结底是分工问题！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核心优势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要在交易成本上找答案，而这两个问题居然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解答，这就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其实这是错误的理解了国际互联网经济、包括电子商务，理由是前提判断就已经错误了：商业模式归根结底是分工问题。
徐群贵认为，企业是资本进行生产要素之类的资源整合，或者说资源配置，才可以海纳百川的形成聚集性优势，来开展生产活动的，这里面明摆着的是“分工服从于协作，分工服务于协作”，资源整合大于分工的精细化，只有资本聚集度足够的好，才可以有权有势有人才进行科技研发，探索发现更加高精尖的分工，在这种精细化分工的设计过程中，目标就是把分工进行系统化集成，打造生产线，形成产品的流水线作业，进一步形成产业化、产业链、供应链、市场营销和现金流等等，全部都是从“系统集成”的资源配置入手，甚至于作为机器大工业的“工作岗位分工设计”的出发点，和第一理念。没有“资源配置”就没有相应的分工发展，毕竟消费者要求的是终端产品那种“集成”的商品，并非是消费“分工”，这叫做“市场导向”。即便是在“卖方市场”的供不应求状态下，也是整体性产品作为“工业设计”的出发点，并非是“分工”成为第一要务。没有整体感的情况下，哪来的“分工”设想呢？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经济在本质上，就是知识产权经济，或者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经济，系统工程的观念，要比“分工第一”的思想，更加实事求是。
第三,徐群贵研究员说经济学的任何创新发展，都应该能够解读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偏偏是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没有办法讲清楚“价格怎么样从分工当中形成？价格，与交易成本的关系是什么？”应该说，价格的形成不是直截了当的依赖于分工，而是依赖于需求评估，与交易成本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于是，在整个奥地利经济学派里面，价格仅仅是作为主观评价，怎么样变成了整个市场认同的的交易“杠杆”？没有价格的普遍性数量级认同感，市场交易就无法正常的进行。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相应的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关键词，那么价格的形成，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枢纽。看看美国的新经济模式，就是产业链在全世界，但是定价权在美国，这就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美国高科技通过国际互联网雄霸天下、美国军事打击力傲视群雄，还有更多的美国强势因素，例如美国精神和普世价值观，等等，都是美国的综合国力在掌握国际贸易的商品定价权，即便是其他的国家拥有直截了当的定价权，可是归根结底要看美国的资本市场，要看美国的货币金融市场，以及期货市场。这是已经与消费者、需求方的主观评价相去甚远了，这种事实要求我们从一开始的对于商品主观评价，向前进，例如进入到了你我他的个人主观评价并没有直截了当的起作用，反而是市场的交易价格在伴随着供求平衡状态，在伴随着交易的多方之间其他决定性因素，开展了全球化的博弈。这方面的典型，就是石油价格的波动性，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用户评价等等，都已经是隔着千山万水，酿成了世界贸易大市场的波谲云诡定价过程。这样的活生生事实，把抽象的经济学价格说法，就不言而喻的否定了，认为那是经济学自圆其说的一种自恰需要，并不是经济学可以预测、揭示真实的市场价格形成规律性那种“理论联系实际”硬功夫，基本上都是纯属虚构的自娱自乐，与现实的市场经济距离十万八千里。这种状态，对于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最大的“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淘汰赛，显得美中不足。
第四，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坚定不移的说要回归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市场为主题那种经济学坐标系，而徐群贵研究员对此表示质疑，坚定不移的认定“资本”及其载体“公司”才是现代经济学让亚当斯密那个时代与农业社会完全不同的“边际效应”始作俑者。也只有“资本”、“公司”的出现，全部的社会分工超越了家庭、部落、国家而成为“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如果没有“资本”、“公司”（包括工厂）这样的“企业化”主体塑造，就没有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跨国贸易坐标系上的市场经济”及其工业化社会制度的配套。尽管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中提到了财富积累的重要性，可是并没有集中精力讨论企业这种市场主体，没有把企业定位成为国民财富增长的发动机，没有关注“资本”是工业社会、自由贸易与农耕时代那种商品交换完全不同的“关键性经济元素”，亚当斯密仅仅是强调指出个人劳动分工和市场的重要性，看不到个人劳动只有在企业里面，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劳动生产的组织化“平台” ，即企业作为“经济主体” ，要比“经济人”的假设更重要。只有企业，才可以与市场匹配成为创造国民财富的“绝代双骄”，而个人与市场就没办法形成“双雄会”，个人或者说“经济人”就不能离开“企业”的社会组织模式，去实现“分工”，也不能对于市场的交易产生“边际效用”——只有大宗商品交易，才是真正的激活了工业化经济发展的财富增长率。致富密码，都是让财富的规模化边际效益更好，让工业社会一年等于农耕社会的一百年。在这里，企业的生命线，就是“资本”的生命力，完全彻底的不同于农耕文明、自然经济依赖的“家庭——家族财富积累”过程，让国民财富拥有了“社会化”的流动性——资本就是面向全社会的资源整合，代表着生机勃勃的财富竞争力。
正是如此，徐群贵研究员一直认为“分工”是人类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的财富创造行为，随后的自然经济产生了一种飞跃，那就是狩猎生存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变成了农耕文明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分工在家庭化资源整合的“生产组织”形态上，出现了超越自给自足的“商品交换”，在互通有无的情况下，通过超越家庭或者说部落生产分工合作的范围，走向了更大规模的“分工”与合作，这种合作就是“市场交易”的具体过程。这样的财富增长模式，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重农学派，都是说清楚了的，只不过各自的立场、出发点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而已。在这里，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路径，抽象的说，都是来自于分工、市场，却是解释不了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的“财富增长率”天壤之别。我们需要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说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要比以前的社会形态在创造财富方面，为什么突飞猛进呢？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亚当斯密本人的立足点，是国家为边界的国民财富增长，并没有站在全球化立场上讨论财富的全人类增长问题。这就使得“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很敏感，市场那种看不见的手，与国家权力渴望财富的那种看得见的手，两者之间就不可避免的有了“争夺利益及其背后的权力”那种纠葛。
第五，徐群贵研究员质疑问难的另一个经济学问题 ，即荷兰是第一个设计出来银行股市的国家，为什么没有产生出来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呢？应该说荷兰没有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孕育科学技术，及其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是一种因素。更重要的是，清教徒对于市场经济的贡献度，和开拓北美洲而缔造美国，也缔造荷兰的海上贸易发达局面。但是清教徒诞生于英国，后来进入荷兰，依靠基督教堂、教会的聚集社会财富那种能力，诞生了第一个“公司”——股份制的东印度公司，刺激大量的资本投入，因而产生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的需求。清教徒的这一段历史上没有产生优秀的历史学家，和精明强干的财务分析记录专家，令人扼腕叹息。
东印度公司这种全人类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开辟了市场经济的新纪元。因为当时还没有完备的股票流通市场，更没有独立的股票交易所，所以只能靠本地的商人们零星地进行股票买卖中介，股票交易也只能在阿姆斯特丹的综合交易所里与调味品、谷物等商品混和在一起交易。
此时此刻需要强调指出，1602年荷兰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具有国家职能，是“政企不分”的高度集中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国家权力，即便是对此进行写实的“账簿”记录和盈亏财务分析，都是活生生的政治经济学专著。东印度公司的资源整合能力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非现在的纯粹经济性质企业，而是荷兰向东方进行殖民掠夺和垄断东方贸易的商业化“政治军事外交”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是第一个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也是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并被获准与其他国家定立正式条约，并对该地实行殖民与统治的权力。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将近两百年间，总共向海外派出1772艘船，约有100万人次的欧洲人搭乘4789航次的船班前往亚洲地区。平均每个海外据点有二万五千名员工，一万两千名船员，这方面的历史可以参见西欧16～18世纪的海外殖民掠夺。
更加具有大跌眼镜刺激性的历史真实情况，还在于荷兰当时并非一个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甚至于并不是可以与英国相媲美的“完整性民族国家”，而是叫做尼德兰联省共和国（States-General of the Netherlands），或者说是一个相对松散的联邦，它给予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进行殖民活动21年期限的垄断权，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也是第一个发行股票的公司，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特大公司，政府持有股份而可以说是国有企业——公私合营，有为战争支持薪水，与外国签订条约，铸造货币，建立殖民地等权利。东印度公司在近200年的时间里，在世界贸易中有重要影响力，每年给政府分红18%，直到1800年公司正式解散，其财产和债务由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承担，公司的殖民地成为荷属东印度，在19世纪又扩展到了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印度尼西亚。
这就是奇迹一样的荷兰（Holland），本称尼德兰王国，在本土没有形成“世界性的军事霸权”，偏偏是在国际贸易进程中达成了“公司化”的以经济贸易为中心的“强大军事化”赚钱机制。因其荷兰省最为出名，故尼德兰（尼德兰文:Nederland，英文:Netherland）多被世界称为荷兰，位于欧洲西偏北部，是著名的亚欧大陆桥的欧洲始发点。荷兰是世界有名的低地之国，国土总面积41864平方千米，与德国、比利时接壤。欧盟和北约创始国之一，也是申根公约、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成员。荷兰的三分之一国土现在海平面以下，必须依靠高科技生产力去抵抗海洋吞没的危险性。
荷兰这样的不适应传统农耕文明的国家，只能是依赖于海洋贸易和海洋产业链。在17世纪，荷兰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霸主，曾被誉为海上马车夫。2014年荷兰本土设12个省，下设443个市镇。2013年人口数量16803700，人口密度407.5人/平方千米。荷兰首都设在阿姆斯特丹，但是其中央政府、国王居住办公地、所有的政府机关与外国使馆、最高法院和许多组织都在海牙。荷兰的历史上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已远不如商业，更不如开辟国际贸易的军事构建，使得“做学问”在荷兰的赚钱欲望当中被扼杀了。
众所周知，荷兰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海堤、风车、郁金香和宽容的社会风气而闻名，在对待毒品、性交易和堕胎的法律是全世界是最为自由化的，荷兰因而是全球第一个同性婚姻与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这种自由度让物欲横流，让清心寡欲的学者很难产生，尽管荷兰是一个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家。荷兰正式的国名为尼德兰王国（KingdomofNetherlands，亦译作荷兰王国），却是“王权”与中国同时代那种状态不可同日而语，“王权”在荷兰就没有“国家特权”的剥削压迫功能，也没有建立强大的教育、文化、技术机构那种权力。荷兰的“国家权力”分散状态与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名副其实的就是两极分化，荷兰首都为阿姆斯特丹，政府所在地为海牙。荷兰的国家元首为奥兰治-拿骚家族成员担任的世袭君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王”，但荷兰历史上真正能被称作“国王（NedKing）”的人仅有该国的开国元勋——沉默者威廉·范·奥伦治一人。不过因为其君主的称呼过于冗长，即便是在正式的法律文件中，也将国家元首称做国王（Koing）。荷兰最高行政机关是内阁，并以总理为内阁首长统辖各部会。由此可见，这是小政府、大市场的一种国家存在方式。
第六，既然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增长的问题，那么国家的强大就是国民财富的一种标志。我一直纳闷的问题是：既然荷兰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最终却没有发展成强国呢？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人说荷兰在海外殖民，可掠夺财富以后，并没有转换为制造业的资本。而且荷兰以商立国，而不是像英国工业革命后，整个国家什么都有，荷兰却要靠交易。所以英国能打赢荷兰，马车夫败给了日不落。我不赞同这种说法，荷兰的造船厂在当时的全世界都是领袖群伦，只不过没有英国的蒸汽轮机作为动力，制造业在当时的荷兰没有受到高于海上贸易的待遇，那个时候全世界都被海洋贸易的投机生意，给搞的利令智昏，钻进钱眼里面了。没有使得荷兰的现金流向大学、研究院和工业化创新、创业之类领域，片面的沉醉在海洋贸易里面，不能自拔。
至今2020年荷兰位居全球商业中心的地位，都是被全世界广泛认可和推崇、并达到祖师爷水平的。“全球中心”这样的历史定位，一定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对世界经济和社会的改造。荷兰在一个世纪时间内，为世界带来了大量的“首发”和“原创”，影响深远：1602年，世界上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成立;1606年，世界上第一个以金融股票为主的证券交易所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比伦敦证券交易所早了一个世纪;1609年，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银行在阿姆斯特丹诞生，阿姆斯特丹银行具备了中央银行的属性，体现了国家的信用，对货币和信用制度进行统一管理，成为了货币发行的银行。荷兰因此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人类的”第一个现代经济体”，这段时间被称为荷兰的“黄金时代”。
只不过荷兰对于资源整合的能力，与英国相比之下就差距太大了。这种资源配置的能力差距遏制了“分工”、“市场”在荷兰的发展，注定了荷兰从此以后不能再成为“世界强国”，只能是相对而言的富裕国家，以至于两次世界大战当中，荷兰都是委曲求全的典型。
第七，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把整个经济学的大方向给“偏移”了，看看现在所谓的经济学起源和历史，众所周知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重新解释了财富创造的奥秘：第一，分工：1个10人的工厂，要比单人作坊的效率高出4800倍，分工越发达，专业化水平越高；第二，市场：人们出于自利的行为，反而达到了利他的效果，造就了经济的繁荣。这两个奥秘背后，就是分工首先有一个前提条件，有钱有地方工作，才可以分工，分工的每个劳动岗位协作一致，才可以做出来一个完整的产品，这种产品需要在互利互惠互相认同的场所，才可以交易，才有现实的市场。这种场所，肯定不是个人的一意孤行，肯定是社会化的人际交往，是企业开办了市场，要求市场也是有成本核算与盈利赚钱的公司。一句话，分工和市场本身都是在企业空间、架构、现金流、物流的模式当中形成的。
由此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面一直都没有找出来一个“经济载体”，来把三大理论“劳动分工理论、看不见的手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给三位一体统一了，一直都是误以为“国家”是这个载体。这是由于“国家”被亚当斯密当成了“筐子”，把“经济”的内容或者说“财富”的一切，都装进去。由此可见，亚当·斯密并不是经济学说的最早开拓者，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真正的意义还是近现代经济学得以确立。近现代经济学是随着工业社会，和国际市场的兴起而出现的，要解决的就是一个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价格、需求、供给、均衡、国民收入、国际贸易等问题，经济学的有关内容都是针对工业化问题而提出的，这不是农业社会、商业买卖能够提出来的问题。
看看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是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绝对不行的。这就是“社会群体性生活”酝酿生成了分工，也生成了合作，生成了市场交换。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刺激他人的利己心，使其有利于他，并告诉其别的人：给他做事的时候乃是对他们这些外人自己有利，那么这个人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利己的考虑。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已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利益）的引导，会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自己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我们回顾一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它总共分为五篇，第一篇的重点是提出了劳动分工能提高生产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熟练了劳动者的生产技能，二是缩短了工序间的转换时间，三是促进了机器的产生在该篇中，斯密还提出了他自己的劳动价值说，认为价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组成。第二篇介绍了信贷、商业银行的等方面的内容，提出了资产管理理论，该篇也是现代货币银行学的基础。第三篇考察了罗马帝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和衰落的原因。第四篇探讨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这两大政治经济学体系，斯密对重商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绝对优势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该理论后经李嘉图发展成为比较优势理论，是当今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础。第五篇讨论了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是现代财政学的基础。 总体来讲，亚当斯密在全书中紧扣自由市场这一主题，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市场经济），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国富论》第一次系统的探讨了经济中的问题，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中不足的就是亚当斯密看不到“公司”这种社会组织主体，没有说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对象，并非个人的财富收入，而是公司的财富增长率。
首先，值得肯定是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学说。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斯密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 但是如果自由竞争受到阻障，那只“无形的手”就不会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因而斯密相信自由贸易，为坚决反对高关税而申辩。事实上，亚当斯密坚决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他声言这样的干涉几乎总要降低经济效率，最终使公众付出较高的代价。斯密虽然没有发明“放任政策”这个术语，但是他为建立这个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有些人认为亚当·斯密只不过是一位商业利益的辩护士，但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他经常反复用最强烈的言辞痛斥垄断商的活动，坚决要求将其消灭。斯密对现实的商业活动的认识也并非天真幼稚。《国富论》中记有这样一个典型观察：“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
其次，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体系结构严密，论证有力，使经济思想学派在几十年内就被抛弃了。实际上亚当·斯密把他们所有的优点都吸入进了自己的体系，同时也系统地披露了他们的缺点。斯密的接班人，包括象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他的体系进行了精心的充实和修正（没有改变基本纲要），今天被称为经典经济学体系。虽然现代经济学说又增加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但这些大体说来是经典经济学的自然产物。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甚至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自然不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政治观点）都可以看作是经典经济学说的继续。 在《国富论》中，斯密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虽然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都坚持认为人口负担会阻碍工资高出维持生计的水平（所谓的“工资钢铁定律”），但是斯密指出在增加生产的情况下工资就会增长。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斯密在这一点上正确。
最后，除了亚当斯密观点的正确性，及其对后来理论家的影响之外，就是亚当斯密对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国富论》一书技巧高超，文笔清晰，拥有广泛的读者。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亚当斯密对这些政策的影响，今天人们仍能感觉出来。1759年4月，斯密以《道德情操论》为题出版了他的伦理学名著。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这个词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作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是阐明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 《道德情操论》出版后，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最后4年的学术研究，向着两个重点方向发展。其一，继续深入研究伦理道德理论。在这方面，他听取了一些研究哲学的朋友们的意见，对《道德情操论》作了较大修改，于1761年出了第二版。他在这一版中所作出的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是他发展了有关公正的旁观者的理论，明确指出良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其二，加强了对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于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作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斯密在这个演讲中，论证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迅速地推动财富的积累，并围绕这个中心，初步分析了当时英国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从而确定了他经济研究的总的方向及其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思想。因此，可以把斯密在这次演讲中所阐明的基本思想，看作是他后来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雏形。
总的来说，杨小凯和亚当斯密一样的忽视了“企业”，而边际分析第一次把“企业”或者说“厂商”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形成了价格学说，也建立了经济学最成熟的板块。至少分工、市场、资源配置、交易费用等等，都不是关于“经济主体”的研究，都是关于“经济活动”的研究，不可避免的让经济学失去了“本体”，游离于“行为”，陷入了不确定性，反而容易在忽视“企业”的同时，忽视了看不见的手恰恰是“企业之间的纽带”，倾向于“国家”那种看得见对手去操纵“分工”——制定产业政策包括补贴款制度，操纵资源配置——剥夺企业自主权和企业之间的契约关联度，操纵市场和交易——国家强制性建立分配制度和指令性计划调拨商品并且认定价格，等等。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整个经济学大厦当中，最没有争议的一部分，就是微观经济学，就是围绕着“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的内容，而宏观经济学恰恰是争议最大的那个部分，是远离“企业”的讨论。因此，离开“企业”去讨论“市场”、“分工”，就显得是无本之木，是无源之水，如同虚无缥缈的捉迷藏，总让人有一种不实在的感觉，没办法深入浅出，没办法追根究底。
第八、资本、货币、知识产权及其汇聚到一起的“公司”，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对象，所谓的“分工”、“市场”、“交易费用”都是在这些“存在物”之间生成的活动。更重要的是，没有“资本”，就没有“分工”、“市场”，荷兰是没有工业革命的情况下，没有太多的“分工”，却是把“资本”从“基督教会的基金会”里面生成了，这是千百年来基督教堂的公益基金会都没有做的创新：创建盈利性的公司，作为拿着基督教会公益资金去“赚更多的钱”那种机构，在人类历史上一开始还不是有限责任公司，而是“无限责任公司”，居然开创了一个完全彻底不同于过去“家庭”、“教堂”、“家族”、“政府”之类机构买卖商品那种“自然经济的市场”之类另一种“法人的市场”，这种“公司”为主体的市场，不同于“脉脉含情”的血缘关系家庭家族和慈善教堂教会等等主体，是法律可以让其破产的，而家庭家族教堂教会却是自古以来不能破产的。这种突破性，在人类历史上就是突破天际线那种“颠覆性创新”，类似于开天辟地，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想一想：分工，市场，在原始社会就有的情况下，一直都没有把“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让人们不断超越原来的创造财富路径而创造更大更好经济奇迹”当回事呢？经济学究竟是干什么的啊？铁证如山的人类历史证明：资本，第一次从基督教会的聚沙成塔“资金链”当中产生出来，作为“公司”的契约责任类型“财富”，不是爸爸妈妈和牧师红衣主教给人们的钱——可以不承担责任，而是必须诚实守信有利必拿出来做贡献的。这种“资本”就是让“公司”去整合资源，让钱生钱，利滚利，越来越多。这种“资本”还必须是“货币”作为最重要的载体，具有流动性的滚动着创造财富，让“人类社会的财富”必须是正常情况下表现为“货币”，并非你们家的“粮食囤”或者“国家的粮库”生虫子发霉，也不是铁器在国库里面生锈，而是一切财富必须让所有的人们使用，造福于民，才是真正的“财富增加值”最佳路线。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一天起，对于这一点居然是渐行渐远，刁钻古怪的去远离“资本”优越性的强大功能不管不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股脑的搞“分工”、“市场”，请问“究竟是科技生产力在创造分工呢？还是经济学在探索发现出来了一个又一个分工？”经济学就是赤裸裸的在“分工”面前，表演事后诸葛亮那种吃剩饭剩菜的小聪明。还有“市场”，哪一个经济学的经典之作讲出来了“怎么样设立市场？怎么样经营管理市场？”没有，经济学对于“市场”的解读，全部都是没有“市场实战的使用价值”那种夸夸其谈，与所谓的经济预测，没有一个因果关系推导逻辑，纯粹的就是“市场”的门外汉在不懂装懂、没能力赚钱以后，还要装逼自己是高大上的专家，那么，唯一的骗人套路说词，就叫做现在的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的自古以来“经世济民、经世致用”那种经济学，完全彻底的就是两码事。
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产品”，具有知识资本的地位，唯一的使用价值，就是静态的解说社会经济现象，从来没有准确性的预测经济危机和发展机遇，还不如中国特色的“周公解梦”、“易经算卦”等等占卜师那一套，以至于所谓的发展经济学从来没有真正的指导任何一个国家成功的发展经济。全世界的经济强国，都不是经济学指导而大功告成的，都是那些“政治、经济、社情民意、文化与科技、教育和宗教、家庭、企业等等彼此权衡利弊的斤斤计较”在利害攸关选择及其平衡“对策博弈”当中，持续性形成的。这方面最大的败笔，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后来的人狗尾续貂那个《二十一世纪资本论》，都没有把“资本”的不朽功勋写出来，都是在赤裸裸的诅咒“资本”，他们无知者无畏的拒绝思考：倘若没有了“资本”，人类社会必将一团漆黑，怎么办？这种仇恨资本的人们，有什么好办法吗？苏联模式的大败局早已经证明，没有了“资本”，官府就是最大的魔兽。苏维埃政权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让官府变成了饿死芸芸众生的违法犯罪集团，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1959年前后三年中国饿死人四千万左右，人间的罪孽深重一件件大案无一不是官府所作所为，没有了民间化的“资本”，就会让“国家特权成为食人魔”，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扼杀资本彼此良性竞争”的垄断性野兽，相应的经济学教授专家就是砖家叫兽，令人发指。
第九、经济学从三大假设出发，就与生俱来的是模仿数学那种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假设——公理逻辑推演模式，而物理学偏偏是没有从数学那种假设出发，原子、分子等等都是现实的存在。这样的出发点巨大不同，注定了经济学不像物理学，而是更加接近于数学当中的几何学。问题是，经济与几何的可比性在哪里呢？应该实事求是的说，就没有可比性，模仿也就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失去自我。
当然，物理学也有基本假设，只是物理不同于数学，物理是一门可证伪的学科，数学不敢让你如此的“证伪”——毁掉数学大厦的手段，就是证伪，尤其是几何学只能接受证明。这时候的数学演绎和物理学基本假设，作为物理学的两大基石，与数学的“唯一性”不同，作用力可以有反作用力，证伪是很正常的存在感。经济学的漏洞百出，偏偏是没有向物理学的路径靠拢，偏偏是要向数学套近乎，搞数学模型解决经济学发展的支柱难题。
再看看物理学那些基本假设的特点吧：
1、基本假设可以被证伪而目前未被证伪
2、基本假设不可被其他基本假设证明
3、基本就是等同于物理基本概念的定义
这里的"3”似乎有点奇怪，基本就是怎么等同于定义呢？熟悉数学中公理化的人知道，公理是等同于数学概念的定义的，比如“拓扑”的定义既是“拓扑”的性质公理：设X是一个非空集合，X的幂集的子集（即是X的某些子集组成的集族）T称为X的一个拓扑。当且仅当：
1．X和空集{}都属于T；
2．T中任意多个成员的并集仍在T中；
3．T中有限多个成员的交集仍在T中。
称集合X连同它的拓扑τ为一个拓扑空间，记作（X,T）。
从此出发可以认识物理学的三大基本假设：1、动量守恒定律、2、质量守恒定律、2.2牛顿第一定律。这三个定律任何两个可以导出第三个。所以将牛顿力学第一定律编号为2.2，而不是3·0。这三个定律对应了三个物理量，我们可以取任何两个物理量为基本物理量，另一个由另外两个导出。
定律式说法：1、动量守恒定律：在惯性参考系下，不受外力的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粒子的系统）动量p守恒。
2、质量定律：在惯性参考系下，不受外力的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粒子的系统）质量m守恒。2.2牛顿第一定律：不受外力的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粒子的系统）速度v=p/m守恒。（也可以交换1核2.2，则v为守恒量，p=mv）定义式说法：不受外力的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粒子的系统）存在两个守恒的物理量：一个矢量和一个标量。定义该标量为m，定义该矢量为p，定义矢量v=p/m.
3、相对性假设（相对论第一条基本假设），定律式说法：对于描述一切物理过程的规律，所有惯性系都是等价的。定义式说法：与速度守恒的参考系物理规律相同的参考系定义为惯性系。（这一条定义有点牵强）如果极限速度是无穷大，则洛伦兹变换等价于伽利略变换，速度叠加直接等于矢量加减，此时只有电场没有磁场，麦克斯韦方程组的所有磁场项为0；如果极限速度非无穷大，则必须存在一个极限速度，在各个参考系下不变，也就是：
4、光速不变定律（相对论第一条基本假设）。对此的定律式说法：光速在任何参考系下一致。定义式说法：在任何参考系下一致的速度定义为光速。
5、物理学的因果律。定律式说法：如果在参考系S1，观察到事件a与事件b同时同位置发生，则在任意参考系S2，事件a与事件b同时同位置发生。定义式说法：（待定）用微分几何表述：这一条确保洛伦兹变换是度规不变的，即描述参考系之间的变化关系的单参微分同胚群必须是killing矢量场给出的。
因果律的一个推论：如果S1和S2都是惯性参考系，在S1下观察到封闭系统A的速度为0，在S2下观察到封闭系统A的速度为v2，在S2下观察到封闭系统B的速度为0，在S1下观察到封闭系统B的速度为v1，则v2=v1
相对性假设例子：光子照在镜子上发生反射。在任何参考系的观察中，光子传播方向发生折返（事件B）、光子撞到镜子（事件A）都是同一时间空间发生的。可能在某些参考系下入射的是绿光反射的也是绿光，某些参考系下入射的是蓝光反射的却是红光，某些参考系下入射和反射夹角360°（反射角为0），某些参考系下入射角和反射角都是45°。但是事件B一定是和事件A同一时间空间发生的，绝不存在某些参考观察到”光还没碰到镜子就反射“的情况。
以上5条覆盖了经典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的内容，接下来补充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基本假设。但是有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定义时间和距离（空间）。速度的定义，并不是空间对时间求导，而是一个描述系统的基本参数（矢量）。而量子力学的波函数、对易式，广相的引力场，都涉及距离和时间的概念。很容易产生更大的质疑问难：现代物理学反思1：唯象与参数？现代物理学反思1：物理理论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取得任何本质上的进展了，为什么？这是一个极其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指的物理学理论，仅仅是基本的物理学逻辑，必须接受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济学为什么不能这样，偏偏是倾向于“抽象化的、脱离现实社会经济”的数学模型，和几何学的那种“公理”类型假设，例如经济人假设、信息完全知道假设，就是与社会经济实际完全脱节了……其他的物理学问题与我们要讨论的经济学发展导向没什么关联度，在此不容赘述。
经济学模仿最多的就是几何学那种逻辑推演，早已经被庞加莱（Poincaré）（又被翻译成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这本书，即举世公认的数学物理方法经典之作，批驳的体无完肤。应该说介绍科学方法的书很多很多，但是像《科学与假设》这种写科学思维方式的书，恐怕很难找得到第二部。虽然这本书的语言非常艰涩难懂，但这本书我至少读过3遍，每一遍都能读出一些新的感悟在这本书里，庞加莱对几何学提出了几条思想很深刻的见解：
1.几何学公理既非综合判断，也非实验经验，他们是约定。约定是心智的产物，约定的选择是自由的，但又不是随意的。经济学模仿这种“约定”，导致了对于“契约社会”的误区。
2.假使自然界没有固体，便不会有几何学。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性质，与天然固体非常符合。这样的潜在“务实”取向，经济学居然没有模仿，显得经济学理论不愿意联系实际。
3.欧几里得几何学并不比“非欧几何学”更真实，它只是更为方便而已。经验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设”相矛盾。同样，任何经验永远也不会和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公设”相矛盾。这是两种互相矛盾的几何学，能够在几何学里面和平共处的关键，偏偏是“经济学”与“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另一种经济学”不能相互承认。
4、可以建立一本词典，把非欧几何的术语和欧几里德几何的术语之间建立一 一对应的关系，这样非欧几何学将永远不会和欧几里德几何相矛盾。
5.实验告诉我们的是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至于物体与空间的关系，或者空间个体部分的互相关系，没有一个实验影响或者能够影响。实验与空间无关，而与物体有关。为了对非欧几何加以诠释，庞加莱在这本书里提到了著名的庞加莱圆盘模型，这个模型是非常有意思的：假定有一个用大球包围起来的世界，他服从下述定律：（1）温度不是均匀的，在中心温度最高，随着距中心距离的增大，温度成比例的减小，当接近包围这个世界的球面时，温度降至绝对零度。更精确的表述为：设R为包围这个世界的球的半径，r是所考虑的点到中心的距离，则绝对温度将与R^2-r^2成正比。（2）这个世界上一切物体具有同一膨胀系数，从而任何量尺的长度都与他的绝对温度成比例。（3）假定一物体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时，他能立即与新环境处于热平衡。（4）这个世界充满了光的折射媒介质，折射率与R^2-r^2成反比。以上这些假设，没有什么是矛盾的或不可想象的，直观的图形可以就是非欧几何的一种。
从我们通常的几何学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是有限的，但对于这个世界的居民来说，它却是无限的。因为当居民试图接近有限球面时，他们逐渐变冷因而变得越来越小，他们迈出的步子越来越小，从而永远达不到有限球面。
由假定（1）可以推算出来在这个世界中最短路径不是直线，而是圆弧，这圆弧将垂直于边界。假定（4）则保证了光的物理性质：光总走光程最短的路线，从而保证这个世界的居民对光的研究和对固体的研究是一致的。
此时此刻说这个世界是非欧几何，最主要的证据，是它违反了欧几里德的第五共设。注意，在庞加莱模型中，过“直线”外一点可以做出无数条与该直线平行的“直线”。为了搞清楚这句话的确切意思，我们需要明确一下“直线”的定义，“直线”指的是过两点的最短路径。所以在此模型中的“直线”，就是连接两点，并且垂直于边界的圆弧。还应该注意，在这个模型中三角形的内角和小于180度。这是现实的地球世界上真正的几何空间，而欧几里得几何的图形都是纸面上的虚构，也可以人工做出来这种图形和角度，只不过大自然生长不出来这种图形和角度的物体。简而言之，大自然的规律是大概率事件形成“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人类的刻意加工产品居然绝大多数都是欧几里得几何图形。老天爷的鬼斧神工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使用“非欧几何学”，人类的设计制作绝大多数都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建筑物，这样的区别就是对于经济学的另一种启示录，需要人类认识到经济生活本身就是平民百姓不规范的顺其自然幸福感，只要有人为设计策划出来的经济活动，就容易丧失经济发展的芸芸众生幸福感。
物理学公式或定理的建立不是证明，而是"大量事实验证"。所以徐群贵研究员说，任何人有证据的时候去质疑物理学定律，都是完全允许的。但是，非要物理学家拿着逻辑推导去"证明"一个物理定律，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可以观测宇宙中所有的物理现象，发现其均符合定律，然后再告诉你。这一点，应该说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只是经济学教科书和那些经典之作，都不愿意承认罢了。由此可见，千方百计的把经济学叫做“经济科学”，实在是误解了“科学”的可以被“证伪”属性。恰恰是这一点，让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第五公设被“证伪”以后，产生了“非欧几何学”，出现了黎曼几何学，和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乃至于几何学异彩纷呈。而经济学就没有这种百花齐放的景象，不能不说这是经济学不够科学的突出特点了。在这里，把经济学定义在数学类型的科学状态，偏重于逻辑推导比较好呢？还是定义在物理学类型的科学状态，偏重于实验证明，比较好呢？我认为，物理学的方式方法，更加适用于经济学，数学的方式太抽象派了，经济学应该是“实践检验真理被作为唯一标准”的学科。
此时此刻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有理有据的质疑物理学定律，关键是解决问题的方案：物理学家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和月球上的一小块地方，都验证了"同一高度自由落体落地时间相同"，然后物理学家就认为"同一引力场同一高度物体自由下落则同时落地"，这是现在的思路。而有的人咬住不放，非要物理学家证明其在宇宙每个角落都成立，就属于不懂得“物理学特色”的强人所难，没人可以做到，永远也不可能做到。由此可见，不懂得物理学，与不懂得经济学，相差有多远？你知道吗？你怎么看？说出来就会发现你自己还是比较无知者无畏的经济学爱好者，并非专家。例如中国股市的那些评论员，或者说股评专家，最突出的就是中国式宏观经济专家预测中国经济，基本上都是真实的谎言，可是津津有味，背后就是骗取国家投资，瞎忽悠股民，更重要的是替假冒伪劣的大中型经济技术项目“背书”，搞官商勾结经济学的坑蒙拐骗偷，一窝蜂似的拿着经济学搞祸国殃民的诈骗犯罪活动，还不会受到惩罚，还可以冠冕堂皇的招摇过市，担任教授专家和各级官府顾问，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归属于统治者集团。只是苏联模式产生以后的经济学最大悲剧，即便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哈耶克等人，也没有凯恩斯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之类的“官府经济学”吃香喝辣风光无限好，归根结底就是实话实说的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里面也是被边缘化了，千万不要以为西方经济学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经济科学”，就是一身正气了。其实不然，歪风邪气的给既得利益集团藏污纳垢，一直都是西方经济学骨子里的新冠病毒，真的是需要“经济学”自身改革开放，把《英国金融时报》之类的固定化的专栏作家设置，给粉身碎骨，让经济学家不再是“作家”，而是或许好几年、十几年默默无闻做调查研究的“学者”，不定期的突然发表文章。现在的《经济学人》之类期刊，不要看头衔去评估的经济学论文几乎没有。放眼世界全部经济学期刊报纸，以文会友，仅仅是凭借学术研究来发表论文，有几个话语权平台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种论文，在今天的科学期刊，是否能够正常发表呢？爱因斯坦没有博士学位，没有机构专门的电子邮箱 ，首先在中国科学院的论文平台上，就肯定被枪毙了。
第十、离开企业化先进生产力都需要的“企业”、“资本”，去议论脱贫致富，就是自欺欺人。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说没有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就没有革命的基础，毛泽东说穷则思变，问题是“变成什么呢？”徐群贵认为贫困人口变成“富人”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变成资本家”，例如在中国贫困户变成“国有企业股票的购买者”，即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成为“股票持有人”或者说股东，全民炒股，华为集团给予员工持股的“期权”等等，都已经证明，“拥有资本”才可以脱贫致富。相比之下，苏联模式的芸芸众生贫困化，都是让官府政策垄断经济以后，政策性的官本位扶贫工作在全世界都是得不偿失。即便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扶贫理论，也是只有变成一种“强势”的福音，而非官本位垄断扶贫活动的第三世界国家屡见不鲜大败局。例如巴基斯坦的“小额贷款模式”失败了，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政策后果，也是群体性的批量化返贫，甚至于人格降级——甘肃省贫困户杨改兰杀死四个孩子然后自杀之类的案例，就是证明。
发展经济学或者说脱贫致富的经济学，在贫穷落后国家只有一开始充分发挥官府的积极作用，孵化出来贫困人口自己的创业自救，修成正果的标志就是成为资本家——全中国人民都成为资本家才是脱贫致富的大功告成，或者说扶贫先扶志是第一要务，这种志向就是“热爱资本、拥抱资本、运营资本、获得资本、发展资本”。正是如此，消灭资本的后果是群体性返贫，人格降级。资本一词属于社会经济学概念，马克思主义通过仇恨资本，来定义社会主义，否定“贫困人口抱团取暖的合作经济需要资本的企业化竞争力，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最大扭曲。马克思主义通过恐怖主义的暴力剥夺资本权益路径，来定义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的拿着这种反人类罪的专政即专制，来定义共产主义要比社会主义更高级。相应的分配财富方式，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而构造了完整性的暴力为第一要务那种“乌托邦”，要比以前的西方世界“和平主义的乌托邦”大不相同，开启了酿成列宁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共产党组织的“党国制度”扭曲共和国政治体制先河，缔造了邪恶的苏维埃政权体系，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形成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培养了中国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政权与中央集权制度帝王将相体系融为一体的“红色皇帝”系统，接连不断的全盘否定和扼杀基督教文明，扼杀其他的一切宗教信仰，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彻底的变成了“邪教”，并且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扩张到了计划经济体制、官本位体制的权贵资本主义体系，向美国为主战场的全方位渗透，导致了美国民主党的“苏联模式倾向性和中国特色化”，也在欧洲国家塑造出来了系统化的“白左”机会主义，酝酿产生了白人国家的“穆斯林恐怖主义人口超过基督教信仰人口”、“黑人繁殖人口速度远远超过了白人”的全方位“反文明倾向性”，带来了2020年美国发生的黑人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冲击波，危害了全世界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值得我们深刻反躬自省马克思主义仇恨资本的恶果。
资本是用于投资得到利润的本金或财产，是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总称。资本可以分为制度或社会生产关系资本，它的提升或增值由社会政治思想变革与激发人们创造动力来实现。它还有两个含义，一是经营工商业的本钱；二是牟取增殖利益的能力。在经济学理论中，资本是投入(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包括：劳务、土地、资金等。
根据现今主流宏观经济学观点，资本可以划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知识。
单独研究宏观经济存量核算时，“资本”泛指一切投入再生产过程的有形资本、无形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
从投资活动的角度看，资本与流量核算相联系，而作为投资活动的沉淀或者累计结果，资本又与存量核算相联系。资本+其他积累=资产－负债=资本权益；——通过这个资本核算公式可以看出，价值规律告诉人们，资本总是流向较高利润行业或项目，也即人们常说的资本逐利，这是其本质动力。从企业会计学理论来讲，资本是指所有者投入生产经营，能产生效益的资金。
通过这些稍嫌枯燥的概念，引申出一个充满诱惑和争议的概念：资本家。资本家，是指那些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劳动关系中的主导方，也即是控制着整个生产或经营过程的人。
资本家，通过投入资本，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经营企业或经济实体，获得利润和资本增值；同时，为他人提供劳动与收入机会，为社会创造财富——包括物质和精神财富。
（一个人、再加上他的家人，他们的生活即使再奢侈，一生所有消耗都是有一定限量的；在创造财富后不会完全被他们“吃掉”，而是会在社会中继续流转和利用，从而创造更多社会财富）
早在1689年，洛克发表的《政府论》，已经对人与劳动，财富与资本做了精准阐述：
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就有财产权，政府成立后的目的就是保护私有财产，而绝对不能侵犯它。
一个人只要使任何东西脱离其自然存在的状态，这个东西里就已经掺进了他的劳动，即掺进了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因而这个东西就成为他的财产。换言之，劳动在自然之物上面加上一些东西，就使它们成为劳动者的私有财产。劳动创造财富，货币扩大财富。
他的论述，即说明了劳动的价值，又说明了财富的来源，还强调了政府只能以为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同时，他告诉了人们一个简单的真理“劳动创造财富，货币扩大财富。”能够将货币或资本价值充分利用的人，一般都是资本家。所以，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时候，要爱护、保护资本家及其社会价值。
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干事创业的激情，才会焕发人们发明创造的主动性；只有这样，社会财富才会快速增长，经济和社会也才会持续繁荣和发展。如果不这样，甚至高喊要消灭资本和资本家，那么人类社会就会走向另一面，即贫穷与落后，或者饥荒与野蛮。以前曾有很著名的论点，误导了人类上百年，比如：“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些言论其实都不懂得资本，一味地诅咒资本，仇恨资本，羡慕嫉妒恨的说“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之所以说其误导，一是这类论点已经被社会实践所证明了是完全错误的；二是它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资本及其价值所在；三是它没有弄懂“在法治社会，资本追求利润必须在法律范围内（市场经济社会是法治社会，威权社会不是法治社会）”；四是它起到了仇视资本，否定资本的作用，也即它否定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其结果只会将社会推回蛮荒时代；五是它们伤害了所有人的人格尊严；因为人与资本及私产是密不可分的，资本和私产是人格尊严的体现。
本文先不谈所谓的《资本论》、《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社会领域所造成的毒害有多大，仅从人格尊严方面来厘清有关概念的重要意义。人格，是个心理学术语，主要是指人所具有的与他人相区别的独特而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
（1）人格是指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和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
（2）人格是法律上做人的资格，是自然人法上的概念；是自然人主体性要素的总称。人格在法律上不得转让和剥夺。民法领域的人格是指自然人主体性要素的总称。人格要素包括：生命、身体、健康等物质性要素，以及姓名、肖像、荣誉、名誉、隐私等精神性要素。
（3）人格是人类独有的、由先天获得的遗传素质与后天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能代表人类灵魂本质及个性特点的性格、气质、品德、品质、信仰、良心，以及由此形成的尊严、魅力等。
（4）人格的特征主要有四个，即人格的独特性、稳定性、统合性、功能性。一个人的人格是在遗传、环境、教育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不同的遗传、生存及教育环境，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特点；所谓“人心不同，各有其面”，这就是人格的“独特性”。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里的“秉性难移”就是指人格具有“稳定性”；同时人格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会随着环境变化、生存条件变化等发生变化。“统合性”，是说人格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内在统一的一致性，受自我意识的调控。人格统合性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当一个人的人格结构在各方面彼此和谐统一时，他的人格就是健康的。否则，可能会出现适应困难，甚至出现人格分裂。
人格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因而是人生成败的根源之一。当面对挫折与失败时，坚强者能发奋拼搏，懦弱者会一蹶不振，这就是“人格功能”的表现。
奴隶也有人格，而且具有鲜明的特点。奴隶除了肉体，一无所有，靠出卖劳动力苟活，人格低贱，被人鄙视，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样的人群，伴随他们的人格特点有：自卑，懦弱，苟且偷生，活一天算一天，从不考虑和计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奴隶人格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社会环境。奴隶主高高在上，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更重要的是拥有可利用的武力，比如家丁或军队。而奴隶主的地位和财富就是靠家丁、军队来维持的，对奴隶劳动成果的剥夺和压榨也是靠家丁或军队来实现的。“奴隶”一词在汉代之后才出现。“奴隶”的概念，通常指失去人身自由并被他人（通常是奴隶主）任意驱使的，为他们做事的人。
历史上，一些人因为被俘、犯罪、破产、血统等原因成为奴隶，在成为劳动工具的同时也被当成一种有价值的“货物”进行赠予与交易。随着社会进步，时代发展，奴隶的范畴已经远远摆脱了先前的原始定义，渐渐地引申为受制于某种事物或者行为，使得自己丧失了独立自主，自由支配的能力，活在一个被"奴役"的生活之中。“当贫穷到一定程度，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和精力去思考教养、出路和眼界。现实中，当生活达到赤贫状态时，你只能用自己的生命去换钱。但悲哀的是，你想用生命换钱，才发现自己的命根本就不值钱。”
这段文字好像就是为奴隶及与奴隶相似的人生来阐述的。
事实上就是，奴隶们一无所有，连行动自由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奴隶都不会去想怎么样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自己未来要做出个什么成就或自己未来的舞台是什么样的，也即不会去规划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方向。因为他第一要思考的是“如何才能活下去”。这就应了那句“人穷志短”的话；人到了赤贫阶段基本不会去想“志向”这两个字的。而且，身处赤贫状态的人，在面临“生存”和“人格尊严”两个选项时，大多会选择生存，而不是维护人格尊严。
这便是“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所揭示的，人只有在满足最低层次的需求后，才会考虑较高层次的追求。古代统治者及其身边的犬儒们，就是据此参悟出了“驭人术”：尽量让被统治者在贫穷的状态下生存，剥夺其余粮余财，使其成为任意驱使的工具。剥夺了他人的资本或财产，就意味着剥夺了其人格与尊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一篇小说里，有一段这样的内容：在上世纪XX年代，饥饿与营养不良使男人们的“下面”疲软不堪；而XX农场食堂管账老张的“下面”却一直“坚挺”着。直到后来“拨乱反正”，专案组在审查老张犯罪问题时才得知，老张凭借一个又一个白面馍馍，将饥肠辘辘的农场女人们玩了个遍；而其中有的女人还是高学历者。她们的人格呢？
早在三百年以前，西方哲学家已有透彻阐述，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有两条定理：1.所有权是自由意志的体现；2.财产所有权是人格的基础。“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的存在的。”也就是说，财产是理性与人格的基础，无财产的人往往是无自主意识的、反理性的，不会有正常人格。也即如上面的高学历女人一样，为获得果腹面包而放弃人格尊严，“甘愿”被流氓蹂躏。自然法揭示，人有权合法地通过付出，将其意志体现在某个物体中并使之成为其财产。人的人格、理性，只有在财产中才能体现。私产是人格与尊严的体现，没有私产便没有人格与尊严。
欧美国家在一批思想家、哲学家理性思辨理论引导下，把保护私有财产上升到国家意志，在法律层面给予确认，形成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治理行为和人文、人本理念，为其领先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营造了基本的社会环境保障。
这就是脱贫致富的发展经济学关键点，也是整个经济学需要把制度经济学的反馈意见，用来校正经济学假设、推演的误区，需要我们不断地批判自己，超越前人，探索发现新的境界。
中国光彩集团副总裁、
京中智库领袖联盟首席专家
中央政策研究室
徐群贵 研究员
2020年7月28日